293年，戴克里先开始实行四帝共治，他和马克西米安保留奥古斯都的头衔，再通过收养各选定一名副手，封以凯撒头衔，这相当于皇位继承人。戴克里先选中伽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则选择君士坦提乌斯，此后，除掉卡劳修斯的任务就落在君士坦提乌斯肩上。

君士坦提乌斯先着手打击卡劳修斯在高卢的势力，并一举夺下布洛涅港，从而断绝了卡劳修斯与他在欧陆势力的联系。这对不列颠政权是一记重创，卡劳修斯开始失势。他被手下——可能是他的禁卫军长刺杀，夺取了他的政权，在此继续统治了三年。夺取不列颠本土，还必须要有一支舰队，君士坦提乌斯为此准备了三年，其间还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其他几起威胁。296年，君士坦提乌斯兵分两路，他自己带领一支船队从布洛涅港出发，另一支船队则由他的禁卫军长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率领从塞纳河口出发，通过怀特岛开往不列颠南部海岸。

他在浓雾掩护下登陆，然后向北进发。突袭战略让阿莱克图斯措手不及，他来不及组织反抗便仓促逃往内地。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尾随其后，最终将他杀死。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沿泰晤士河直奔伦敦。

【资料图】

击败阿莱克图斯后，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统治很快得以巩固，他在297年返回大陆。在随后十年中，除了一些碑铭提到不列颠北部边境的房舍被修缮和重建，这里便没有什么文字史料了。不过，正如之前所述，乡间别墅的数量在3世纪以后稳定增长，似乎意味着财富在这一次政治动荡时向农村转移。

305年5月戴克里先退位，他逼迫马克西米安与他同时退位，将伽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升为奥古斯都，他们两人又要选择副手作为凯撒。戴克里先一手缔造的四帝共治制度，是想通过收养方式建立四位皇帝的紧密合作，共同对付帝国内日渐增多的各种问题。但这套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忽略了人的本性：对权力的迷恋让人更倾向于选择血缘继承制而非收养制。

最终，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在不列颠军队的拥护下继位，为四帝共治画上了句号。君士坦提乌斯升为奥古斯都后，便召集远在帝国东部的君士坦丁和他一起去不列颠征讨。305-306年这次战役的动机和过程，已无从知晓，但应该发生在北部边境，当时，那里不仅有喀利多尼亚人，还有皮克特人，而皮克特人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皮克特”（Picti）的意思是“在身上涂颜色的人”，可能指克尔特人一种普遍的风俗，即战斗之前在身上彩绘或文身。有学者认 为，那不大可能指某一个部落，而是指一个与罗马为敌的北方部落联盟，其领袖也许正在不断搅扰罗马的边境。

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已完全确立 了，317年，他成了两位奥古斯都中的主导者。324年，罗马帝国再度统一在他一个人的统治下，因此，不列颠是君士坦丁的发迹之地。 君士坦丁堪称是戴克里先改革的完成者，戴克里先具有革新精神，但他的许多政策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其后果只有到君士坦丁时代才能看清楚。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对不列颠的重新划分。

不列颠何时被划分，迄今并无定论，也许从君士坦提乌斯收复不列颠之后就已开始。大约303到314年间编成的《维罗纳目录》（Laterculus Veronensis）开列了所有行省的名单，不列颠原来的上下两个行省现在变成了四个，其具体方位及各自的首府已无法确认。一般认为，“凯撒马克西米安”（Maxima Caesariensis）在英格兰东南部，首府是伦敦，从名字上看，它在四个行省中应该面积最大。“第一不列颠”（Britannia Prima）以英格兰西部为中心，首府位于赛伦塞斯特或格洛斯特。“凯撒弗拉维”（Flavia Caesariensis）可能囊括英格兰中部地区以东，以林肯为首府。“第二不列颠”（Britannia Secunda）则在北部，以约克为 中心，与以前的下不列颠差不多等同。

这四个行省共同构成所谓的“不列颠大区”（dioecensis Brittaniarum），各省总督要向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vicarius）负责，这个代理官又要向位于高卢的禁卫军长负责 （故他在名义上是这位禁卫军长的大区“代理”）。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最初集民事权和军事权于一身，但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民事权和军事权开始分离，随着“将军”（duces和comites）一职的出现，这种分离便完成了，如此，代理官不再过问军事权。将军一职何时出现，已不可考，关于不列颠将军（dux）的记载迟至367年才出现。这套行政制度一直维持到罗马统治结束。在4世纪晚期，不列颠可能还出现了第五个行省“瓦伦提亚”（Valentia），但也许只是“凯撒马克西米安”的另一个名字。

在剥夺代理官和行省总督军权的同时，君士坦丁还废除了禁卫军，他们之前在皇位继承中扮演的角色，使他们成了所有在位皇帝的 心腹大患。不过禁卫军长一职还是保留的，但只是徒有虚名，完全丧失了兵权。军权这时掌握在两位大将军手中，他们分别统领步兵和骑兵。骑兵中另有一类叫scholae，充当皇帝的贴身卫队，由皇帝直接统领，这一制度可能也源自戴克里先。

3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军队的地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顺应形势，改组了军队，军团和辅助军这两种传统的军种尽管名称有时仍在，但其性质已转化为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ripenses）和 流动的、可供皇帝随时调遣的野战军（comitatenses），这在总体上提高了军队的流动性。根据4世纪末、5世纪初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4世纪不列颠的野战军大概有5000到6000名，边防军不超过12500名。不列颠驻军的总量已经大大减少，大约只是2 世纪时的1/3。不过，考古材料表明，《百官志》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但足以解释为什么不列颠铭文的数量在进入4世纪以后急剧减少 ——毕竟，罗马不列颠时期的铭文绝大多数是军人出资刻写的。

铭文减少的另一个原因与军队的蛮族化有关。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蛮族化已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迁居罗马帝国境内，并在军队中越来越占据数量优势。蛮族化趋势越到罗马帝国的晚期，就越加重。相应的， 来自日耳曼、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的职业士兵开始取代来自地中海核心地带的人，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们与以前的军官不同， 不会再例行公事般地用拉丁文记录他们的建筑项目，也不会为家庭成员树立墓碑以寄托相思之情。此外，军饷在4世纪日益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军人的平均收入大不如从前，这些也促成了碑铭的习惯不再持续。

君士坦丁时代另一个重大发展是基督教的兴起。在4世纪以前，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东方密教之一种。与其他东方密教， 如军人中盛行的密色拉教相比，基督教对所有人开放，因而具有包容性；但它要求信徒只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而拒绝其他任何神祇，因而又有排他性。基督教的密教特点在罗马统治者看来表现为可疑的秘密结社，而它的排他性又与罗马的传统宗教相冲突，与象征帝国政治统一的帝王崇拜尤其不协调。基督徒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时期遭到严厉 迫害，君士坦提乌斯曾接到命令，应消灭高卢和帝国西部的基督教， 但他只摧毁了一些教堂，而没有主动、积极地迫害其信徒。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颁布敕令，宽容一切宗教，事实上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死后，尽管出现了一些恢复原有的罗马宗教的企图，但到4世纪末成为泡影，因为狄奥多西皇帝把基督教奉为国教，并禁止了一切异教崇拜。

314年，即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的第1年，在高卢境内的阿尔勒召开了教会会议，来自伦敦、约克和林肯的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早在4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已经在不列颠确立起来。在360年意大利里米尼（Rimini）召开的教会会议上也有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由于没有私人捐助，他们的旅行费用须由国家承 担，他们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捐助，理由是欠国家的钱比欠个人的钱更神圣。这或许反映出：不列颠教会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也比较贫穷。有限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在4世纪，城市的基督教化程度不高，在乡村地区反而比较活跃，这可能与这一时期城市的萎缩有关。